12月25日，最高人民法院召开人民法院跨域立案服务新闻发布会。最高人民法院立案庭庭长钱晓晨在发布会上表示，全国中基层人民法院已全面实现跨域立案服务。最高人民法院新闻发言人李广宇主持发布会，信息中心主任许建峰通报移动微法院建设情况。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副院长吴廷飞、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副院长罗志沙介绍两省跨域立案服务相关工作。
  “跨域立案服务旨在让人民群众在任何一家中基层法院都能够获得与管辖法院同品质的立案服务。”钱晓晨介绍，当事人及其代理人可以就近到中基层法院诉讼服务中心提交一审民商事、行政和强制执行三类案件起诉申请材料，由该法院作为协作法院，代为核对、接收并向有管辖权的法院发送跨域立案服务申请。管辖法院收到后，及时响应，并向协作法院作出是否符合受理条件的反馈，由协作法院当场送达或告知当事人，构建起“家门口起诉”新模式。
  据介绍，跨域立案服务依托中国移动微法院，实现全国范围诉讼服务事项跨域远程办理、跨层级联动办理，构建起四级法院一体化诉讼服务体系。移动微法院提供一站式移动电子诉讼服务，具有网上立案、多元调解、网上送达、线上质证、移动庭审、见证执行、司法公开等核心功能，为推进跨域立案诉讼服务提供有效支撑。
  记者了解到，跨域立案服务在以往网上立案基础上，拓展了立案渠道，采取线上线下协同服务模式，满足人民群众多元司法需求。钱晓晨说，由于个人知识结构等差异，部分群众不善于使用网络，更愿意到法院与工作人员面对面交流。对此，最高人民法院总结各地法院经验，推出跨域立案服务模式，当事人可酌情选择诉讼服务实体平台或者网络平台进行跨域立案。
  自今年7月启动跨域立案服务改革以来，截至12月23日，人民法院共提供跨域立案服务19471件，其中，提供省级行政区内跨域立案服务15810件，跨省级行政区服务3661件。73%的案件管辖法院实现30分钟内响应。
  钱晓晨表示，最高人民法院将不断提高跨域立案服务质效，进一步增加跨域立案服务协作法院入口，推动有条件的人民法庭提供跨域立案服务，拓展跨域诉讼服务功能，让一站式多元解纷机制、一站式诉讼服务中心建设红利惠及更多群众。
  中华全国律师协会会长王俊峰，最高人民法院特邀咨询员、中国社科院国际法研究所国际经济法室主任刘敬东列席发布会。

为深入贯彻中央决策部署，认真落实全国人大常委会授权决定，深化民事诉讼制度改革，推进案件繁简分流、轻重分离、快慢分道；为充分保障人民群众合法诉讼权益，有效降低当事人诉讼成本，满足人民群众多元、高效、便捷的解纷需求，进一步优化司法资源配置，提升审判工作质效和公信力，今天，最高人民法院印发《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方案》和《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实施办法》，正式启动为期2年的试点工作。

按照重大改革先行先试要求，最高人民法院经扎实深入调研，广泛征求意见，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授权决定，研究起草了《试点方案》和《实施办法》。《试点方案》明确了改革目标和基本原则、试点主要内容、试点范围和期限、方案实施和组织保障等内容，《实施办法》共30条，对试点方案作了进一步细化，是开展试点工作的具体依据。两个文件主要内容包括五个方面：

一是优化司法确认程序。文件规定，除人民调解委员会外，将特邀调解组织、特邀调解员主持达成的调解协议纳入司法确认范围，明确司法确认案件管辖规则，允许中级人民法院及专门人民法院受理符合级别管辖及专门管辖标准的司法确认案件，进一步规范和促进非诉调解工作，提升纠纷化解效率，增强调解公信力。

二是完善小额诉讼程序。文件规定，小额诉讼程序适用于标的额为人民币5万元以下的案件，对于标的额在人民币5万至10万元的案件，允许当事人合意选择适用小额诉讼程序。在充分保障当事人诉讼权利基础上，进一步简化小额诉讼程序审理方式和裁判文书，合理确定小额诉讼案件审限。规范小额诉讼程序与简易程序、普通程序的转换适用机制。

三是完善简易程序规则。文件规定，合理扩大简易程序适用范围，将需要公告送达的简单民事案件纳入适用范围。进一步明确简易程序庭审和文书简化规则，优化庭审程序和审理方式，推行要素式裁判文书，对事实清楚、争议不大的案件可以适当简化说理。

四是扩大独任制适用。文件规定，在一审程序中，基层法院可以采取独任制审理部分民事案件。在二审程序中，中级法院及专门法院可采取独任制审理一审以简易程序审结的上诉案件以及民事裁定上诉案件，实现二审程序繁简分流。同时，建立完善独任制与合议制转换适用机制，充分保障当事人诉讼权利，保障案件审判质量。

五是健全电子诉讼规则。文件着力明确相关电子诉讼规则，进一步拓展在线诉讼探索空间，为在线诉讼活动提供法律依据，包括：明确电子化材料提交效力，当事人以电子化方式提交诉讼材料和证据材料的，经人民法院审核通过后可以不再提交纸质原件；确立完善在线庭审规则，将适用普通程序审理的案件纳入在线庭审范围；完善电子送达机制，明确电子送达适用条件、适用范围和生效标准，经当事人同意，可以采用电子方式送达判决书、裁定书、调解书等。

文件还规定，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将在北京、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广东等15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内纳入试点的中级法院、专门法院及其辖区基层法院开展。试点法院将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授权决定，调整适用相关法律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将适时就试点工作情况向全国人大常委会作专题报告。（孙航）

为依法审理涉及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商事案件，统一裁判标准，提高办案质量，更好服务保障全省经济高质量发展，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及其他法律法规，结合对涉及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审判工作的预判，现就审判实务中可能出现的相关问题作如下解答：

一、如何理解涉及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商事案件的范围？

答：本解答适用的商事案件范围，是指当事人以涉及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作为其诉讼请求成立的主要事实依据或以涉及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为由提出部分或者全部免责的商事案件。

二、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是否属于不可抗力？

答：属于不可抗力。《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七条第二款均规定“本法所称不可抗力是指不能预见、不能避免且不能克服的客观情况。”为防控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保护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政府和社会各界采取了相应疫情防控措施，对于因此不能履行合同或及时行使权利的当事人来说，属于不能预见、不能避免并不能克服的客观情况，应当认定为不可抗力。

三、人民法院将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认定为不可抗力，需要计算不可抗力起止时间的，具体应如何确定？

答：应当根据具体案件中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对合同履行或行使权利的实际影响来确定。一般可以依据当事人住所地或合同履行地省级人民政府启动和终止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响应的时间来确定。当事人住所地或合同履行地省级人民政府未启动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响应的，可依据湖北省人民政府启动和终止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响应的时间来确定。

四、涉及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的商事案件，如何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八条的规定？

答：《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八条规定：“当事人一方因不可抗力不能履行合同的，应当及时通知对方，以减轻可能给对方造成的损失，并应当在合理期限内提供证明”。根据该条规定，应当由债务人通知债权人，并在合理期限内提交发生不可抗力事实的证明。全省各级法院在审理涉及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商事案件时，对该条规定的通知义务及证明义务不应作过高要求，只要债务人提交证据证明其采取合法形式通知了债权人，并在法庭调查结束前提交了其住所地或合同履行地人民政府具体出台的疫情应对措施，即可视为其完成了该条规定的通知和证明义务。

五、当事人以发生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为主要或部分理由诉请解除合同的，对其诉讼请求是否予以支持？

答：应视具体情况而定。当合同目的不能实现时，可以支持当事人解除合同的诉讼请求。《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一）因不可抗力致使不能实现合同….。”根据该条的规定，因发生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导致合同目的不能实现时，合同当事人均享有合同解除权，可以要求解除合同。审理此类案件时，全省各级法院应当严格审查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与不能实现合同目的之间的因果关系。

六、当事人以因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继续履行合同对其明显不公平为由，诉请变更合同的，如何处理？

答：应当先行进行调解，调解不成的，可以类推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六条“合同成立以后客观情况发生了当事人在订立合同时无法预见的、非不可抗力造成的不属于商业风险的重大变化，继续履行合同对于一方当事人明显不公平或者不能实现合同目的，当事人请求人民法院变更或者解除合同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公平原则，并结合案件的实际情况确定是否变更或者解除。”的规定，对合同予以变更。因为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属于不可抗力，不属于该条适用的范围，但与该条规定的情形类似，故可以类推适用该条规定。全省各级法院应当重点审查继续履行合同是否导致对一方当事人明显不公平，在此基础上根据公平原则，结合案件的实际情况确定如何变更。

七、债务人以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为由主张部分或者全部免除合同责任的，应当如何审查？

答：债务人以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为由主张部分或者全部免除合同责任的，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应当由其举证。全省各级法院应当重点审查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与违约行为和违约损害之间的因果关系。审理时，应当查清以下事实：首先，《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等相关法律的规定以及当事人住所地或合同履行地人民政府具体出台的疫情应对措施;其次，合同约定的履行方式及违约行为的具体表现形式;最后，违约损害的大小或者数额。在此基础上查清三者间的因果关系，即三者间事实上或法律上的联系以及联系的程度和范围。如果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系债务人违约损害全部原因的，则应支持债务人的主张，判决驳回债权人的诉讼请求。如果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系债务人违约行为的部分原因，即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与债务人的原因共同构成违约损害发生的原因，则应依据“原因与责任相比例”的原则，判决债务人承担相应部分的责任。

八、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导致合同不能履行后，对于扩大的损失如何确定赔偿责任？

答：首先由债务人举证证明其已经为减少损失而采取了相关措施，如及时通知、召开会议、采取紧急措施等。如果债务人不能证明，说明其对扩大损失存在过错，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债务人提交了相关证据的，债权人可以提交相反的证据，如债务人本来可以采取更为可行、有效的措施却没有采取，予以反驳，证明债务人存在过错，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全省各级法院可在双方举证的基础上，综合判断双方的过错，并依据过错大小确定责任。

九、当事人主张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导致诉讼时效中止的，应否支持？

答：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导致债权人不能行使请求权主要表现为债权人因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住院或被隔离等情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九十四条的规定，如上述情形发生在诉讼时效期间的最后六个月内的，可以导致诉讼时效中止。

最高人民法院制定了与民法典配套的第一批共7件新的司法解释，将于2021年1月1日与民法典同步施行。包括关于适用民法典时间效力的司法解释，关于适用民法典担保制度的司法解释，以及涉及物权、婚姻家庭、继承、建工合同、劳动争议等方面的司法解释
  12月30日，最高人民法院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最高人民法院贯彻实施民法典全面完成司法解释清理工作相关情况，并发布首批民法典配套司法解释。最高人民法院分管日常工作的副院长贺荣，副院长杨万明、贺小荣，审判委员会副部级专职委员刘贵祥出席发布会并回答记者提问。最高人民法院新闻发言人李广宇主持发布会。
  2021年1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正式施行。自2020年6月份以来，最高人民法院对标民法典立法精神和法律规定，对新中国成立以来现行的司法解释及相关规范性文件共计591件进行了全面清理，重点开展了一批社会关注度高、实践急需的司法解释修改制定工作。其中，与民法典规定一致的共364件，未作修改、继续适用；对标民法典，需要对名称和部分条款进行修改的共111件，经修改颁布后自明年1月1日施行；决定废止的司法解释及相关规范性文件共116件，自明年1月1日失效。同时，最高人民法院还对2011年以来发布的139件指导性案例进行了全面清理，决定2件指导性案例不再参照适用。
  贺荣介绍，最高人民法院按照“统一规划、分批制定，急用先行、重点推进”原则，制定了与民法典配套的第一批共7件新的司法解释，将于2021年1月1日与民法典同步施行。其中，第一件是关于适用民法典时间效力的司法解释，第二件是关于适用民法典担保制度的司法解释，另外五件分别涉及物权、婚姻家庭、继承、建工合同、劳动争议等方面。此外，最高人民法院还对《民事案件案由规定》进行了修改。按照民法典规定的新制度，增加声音保护、个人信息保护、申请人格权侵害禁令、居住权、保理合同等案由，用以规范和指导民事审判工作。
  “我们将以准确理解和适用法律为原则，按照解释民法典的整体适用问题、解释民法典某一编的法律适用问题、解释某类具体案件的法律适用问题的思路，构建紧紧围绕民法典的分层次、多元化的民事司法解释框架体系。”贺荣表示，最高人民法院将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切实实施民法典的重要讲话精神，坚持公正司法、司法为民，多措并举确保民法典统一正确适用。
  民法典实施后，最高人民法院还将采取哪些措施进一步贯彻实施民法典？
  贺荣表示，最高人民法院将继续全局谋划，整体推进，不断加强重点领域审判指导和监督，持之以恒抓好民法典贯彻落实各项工作。对于民法典新增制度和重大修改，人民法院将立足审判实践，不断总结经验，深入调查研究，适时出台相关司法解释，回应新时代人民群众对新类型权益保护的迫切需求。另外，最高人民法院还将对民法典施行后的立案、审判、执行工作通过信息化等方式进行全方位动态监测，及时研究解决司法实践中遇到的新情况、新问题，确保民法典统一正确适用。

近日，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出台《关于规范仲裁司法审查支持仲裁事业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试行）》和《湖北法院仲裁司法审查案件审理指南（试行）》，进一步明确仲裁司法审查案件中的法律适用问题、统一裁判尺度、规范办理程序，推动优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

仲裁作为一种非诉讼纠纷解决方式，在化解经贸投资争议方面，具有保密、便捷、灵活、高效的特点，在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过程中起着独特作用。参与起草的省法院民四庭法官胡芳介绍，《指导意见》和《指南》首次以规范仲裁司法审查工作为抓手和切入点，结合湖北实际，就支持和监督仲裁工作提出了具有针对性的意见和可操作性的举措。

省法院参与起草工作的程建晓告诉记者，作为自治性解决纠纷的制度，仲裁实行“一裁终局”制度，即裁决作出后立即发生法律效力。而《指导意见》和《指南》要求，充分尊重当事人意思自治，严格依照相关法律、国际公约及司法解释规定的法定事由进行审查，避免以诉讼程序套用仲裁程序，准确适用仲裁规则，保障“一裁终局”制度的落实。

为保证裁判尺度的统一，《指导意见》和《指南》明确，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全面推进案件归口办理。由全省各中级法院及专门法院审理涉外商事案件的审判庭（合议庭），专门负责办理仲裁司法审查案件；经审查，拟认定仲裁协议无效，撤销或不予执行我国内地仲裁机构仲裁裁决，不予认可和执行港澳台仲裁裁决，不予承认和执行外国仲裁裁决的，向省法院报核。

《指导意见》和《指南》提出，要以智慧法院和信息化建设为契机，建立仲裁司法审查案件数据信息集中管理平台，统一全省仲裁司法审查案件法律适用标准，规范仲裁协议效力的认定、案件执行、保全措施、仲裁裁决撤销和不予执行等操作程序。

两份文件还明晰了司法审查标准，对申请确认仲裁协议效力、申请撤销或不予执行我国内地仲裁机构仲裁裁决等案件，逐一细化明确司法审查的重点及处理原则。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厅（局），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生产建设兵团分院，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人民检察院、公安局：

近日，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出台《关于发挥行政审判职能优化营商环境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意见》），要求全省各级法院充分发挥行政审判职能作用，为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提升政府形象、增强核心竞争力提供有力司法保障。

《意见》明确，要以行政审判推进诚信政府建设。对于各级政府及行政机关为公共利益或实现行政管理目标而对外作出的承诺，依法确认其法律效力。对于各级政府在招商引资活动中为市场主体落户经营提供的优惠政策及条件，在不违背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的前提下，督促政府积极落实，切实解决招商引资领域“政策不延续、承诺不兑现”等突出问题。对行政机关以行政区划调整、政府换届、机构或者职能调整以及负责人更替等为由违约毁约的行为予以否定评价，重点纠正“新官不理旧账”等严重影响政府诚信的行为。

《意见》要求，加大对各类市场主体特别是中小微企业涉行政登记案件的司法保护力度，切实维护市场主体合法权益，有效提升市场经济活跃度。为提高政府工作透明度，法院将按照“以公开为常态、不公开为例外”以及“公正、公平、合法、便民”原则，监督行政机关及时、准确公开政府信息。在推动行政机关执法规范化方面，《意见》提出，要严格遵守“一事不二罚”原则，坚决制止和纠正行政机关乱收费、乱罚款、乱摊派等损害市场主体合法权益的行为。

《意见》指出，要充分考虑当事人诉讼的便利性，尽可能通过网络办案、巡回审判等方式，减轻当事人诉讼负担。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修改《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的决定

（2020年8月18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

第1809次会议通过，自2020年8月20日起施行）

根据审判实践需要，经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809次会议决定，对《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作如下修改：
  一、将第一条修改为：
  “本规定所称的民间借贷，是指自然人、法人和非法人组织之间进行资金融通的行为。
  经金融监管部门批准设立的从事贷款业务的金融机构及其分支机构，因发放贷款等相关金融业务引发的纠纷，不适用本规定。”
  二、将第二条修改为：
  “出借人向人民法院提起民间借贷诉讼时，应当提供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以及其他能够证明借贷法律关系存在的证据。
  当事人持有的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没有载明债权人，持有债权凭证的当事人提起民间借贷诉讼的，人民法院应予受理。被告对原告的债权人资格提出有事实依据的抗辩，人民法院经审查认为原告不具有债权人资格的，裁定驳回起诉。”
  三、将第三条修改为：
  “借贷双方就合同履行地未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事后未达成补充协议，按照合同相关条款或者交易习惯仍不能确定的，以接受货币一方所在地为合同履行地。”
  四、将第五条修改为：
  “人民法院立案后，发现民间借贷行为本身涉嫌非法集资等犯罪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并将涉嫌非法集资等犯罪的线索、材料移送公安或者检察机关。
  公安或者检察机关不予立案，或者立案侦查后撤销案件，或者检察机关作出不起诉决定，或者经人民法院生效判决认定不构成非法集资等犯罪，当事人又以同一事实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应予受理。”
  五、将第七条修改为：
  “民间借贷纠纷的基本案件事实必须以刑事案件的审理结果为依据，而该刑事案件尚未审结的，人民法院应当裁定中止诉讼。”
  六、将第九条修改为：
  “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视为合同成立：
  （一）以现金支付的，自借款人收到借款时；
  （二）以银行转账、网上电子汇款等形式支付的，自资金到达借款人账户时；
  （三）以票据交付的，自借款人依法取得票据权利时；
  （四）出借人将特定资金账户支配权授权给借款人的，自借款人取得对该账户实际支配权时；
  （五）出借人以与借款人约定的其他方式提供借款并实际履行完成时。”
  七、将第十一条修改为：
  “法人之间、非法人组织之间以及它们相互之间为生产、经营需要订立的民间借贷合同，除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以及本规定第十四条规定的情形外，当事人主张民间借贷合同有效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八、将第十二条修改为：
  “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在本单位内部通过借款形式向职工筹集资金，用于本单位生产、经营，且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以及本规定第十四条规定的情形，当事人主张民间借贷合同有效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九、将第十三条修改为：
  “借款人或者出借人的借贷行为涉嫌犯罪，或者已经生效的裁判认定构成犯罪，当事人提起民事诉讼的，民间借贷合同并不当然无效。人民法院应当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以及本规定第十四条之规定，认定民间借贷合同的效力。
  担保人以借款人或者出借人的借贷行为涉嫌犯罪或者已经生效的裁判认定构成犯罪为由，主张不承担民事责任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据民间借贷合同与担保合同的效力、当事人的过错程度，依法确定担保人的民事责任。”
  十、将第十四条修改为：
  “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民间借贷合同无效：
  （一）套取金融机构贷款转贷的；
  （二）以向其他营利法人借贷、向本单位职工集资，或者以向公众非法吸收存款等方式取得的资金转贷的；
  （三）未依法取得放贷资格的出借人，以营利为目的向社会不特定对象提供借款的；
  （四）出借人事先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借款人借款用于违法犯罪活动仍然提供借款的；
  （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的；
  （六）违背公序良俗的。”
  十一、将第十六条修改为：
  “原告仅依据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已经偿还借款的，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存续承担举证责任。
  被告抗辩借贷行为尚未实际发生并能作出合理说明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借贷金额、款项交付、当事人的经济能力、当地或者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当事人财产变动情况以及证人证言等事实和因素，综合判断查证借贷事实是否发生。”
  十二、将第十七条修改为：
  “原告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者其他债务的，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责任。”
  十三、将第十八条修改为：
  “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七十四条第二款之规定，负有举证责任的原告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经审查现有证据无法确认借贷行为、借贷金额、支付方式等案件主要事实的，人民法院对原告主张的事实不予认定。”
  十四、将第十九条修改为：
  “人民法院审理民间借贷纠纷案件时发现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严格审查借贷发生的原因、时间、地点、款项来源、交付方式、款项流向以及借贷双方的关系、经济状况等事实，综合判断是否属于虚假民事诉讼：
  （一）出借人明显不具备出借能力；
  （二）出借人起诉所依据的事实和理由明显不符合常理；
  （三）出借人不能提交债权凭证或者提交的债权凭证存在伪造的可能；
  （四）当事人双方在一定期限内多次参加民间借贷诉讼；
  （五）当事人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委托代理人对借贷事实陈述不清或者陈述前后矛盾；
  （六）当事人双方对借贷事实的发生没有任何争议或者诉辩明显不符合常理；
  （七）借款人的配偶或者合伙人、案外人的其他债权人提出有事实依据的异议；
  （八）当事人在其他纠纷中存在低价转让财产的情形；
  （九）当事人不正当放弃权利；
  （十）其他可能存在虚假民间借贷诉讼的情形。”
  十五、将第二十条修改为：
  “经查明属于虚假民间借贷诉讼，原告申请撤诉的，人民法院不予准许，并应当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二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其请求。
  诉讼参与人或者其他人恶意制造、参与虚假诉讼，人民法院应当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一条、第一百一十二条和第一百一十三条之规定，依法予以罚款、拘留；构成犯罪的，应当移送有管辖权的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
  单位恶意制造、参与虚假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对该单位进行罚款，并可以对其主要负责人或者直接责任人员予以罚款、拘留；构成犯罪的，应当移送有管辖权的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
  十六、将第二十一条修改为：
  “他人在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或者借款合同上签名或者盖章，但是未表明其保证人身份或者承担保证责任，或者通过其他事实不能推定其为保证人，出借人请求其承担保证责任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十七、将第二十三条修改为：
  “法人的法定代表人或者非法人组织的负责人以单位名义与出借人签订民间借贷合同，有证据证明所借款项系法定代表人或者负责人个人使用，出借人请求将法定代表人或者负责人列为共同被告或者第三人的，人民法院应予准许。
  法人的法定代表人或者非法人组织的负责人以个人名义与出借人订立民间借贷合同，所借款项用于单位生产经营，出借人请求单位与个人共同承担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十八、将第二十四条修改为：
  “当事人以订立买卖合同作为民间借贷合同的担保，借款到期后借款人不能还款，出借人请求履行买卖合同的，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民间借贷法律关系审理。当事人根据法庭审理情况变更诉讼请求的，人民法院应当准许。
  按照民间借贷法律关系审理作出的判决生效后，借款人不履行生效判决确定的金钱债务，出借人可以申请拍卖买卖合同标的物，以偿还债务。就拍卖所得的价款与应偿还借款本息之间的差额，借款人或者出借人有权主张返还或者补偿。”
  十九、将第二十五条修改为：
  “借贷双方没有约定利息，出借人主张支付利息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自然人之间借贷对利息约定不明，出借人主张支付利息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除自然人之间借贷的外，借贷双方对借贷利息约定不明，出借人主张利息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民间借贷合同的内容，并根据当地或者当事人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市场报价利率等因素确定利息。”
  二十、将第二十六条修改为：
  “出借人请求借款人按照合同约定利率支付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但是双方约定的利率超过合同成立时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四倍的除外。
  前款所称‘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是指中国人民银行授权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自2019年8月20日起每月发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二十一、将第二十八条修改为：
  “借贷双方对前期借款本息结算后将利息计入后期借款本金并重新出具债权凭证，如果前期利率没有超过合同成立时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四倍，重新出具的债权凭证载明的金额可认定为后期借款本金。超过部分的利息，不应认定为后期借款本金。
  按前款计算，借款人在借款期间届满后应当支付的本息之和，超过以最初借款本金与以最初借款本金为基数、以合同成立时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四倍计算的整个借款期间的利息之和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二十二、将第二十九条修改为：
  “借贷双方对逾期利率有约定的，从其约定，但是以不超过合同成立时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四倍为限。
  未约定逾期利率或者约定不明的，人民法院可以区分不同情况处理：
  （一）既未约定借期内利率，也未约定逾期利率，出借人主张借款人自逾期还款之日起承担逾期还款违约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二）约定了借期内利率但是未约定逾期利率，出借人主张借款人自逾期还款之日起按照借期内利率支付资金占用期间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二十三、将第三十条修改为：
  “出借人与借款人既约定了逾期利率，又约定了违约金或者其他费用，出借人可以选择主张逾期利息、违约金或者其他费用，也可以一并主张，但是总计超过合同成立时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四倍的部分，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二十四、将第三十一条删除。
  二十五、将第三十二条改为第三十一条，修改为：
  “借款人可以提前偿还借款，但是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
  借款人提前偿还借款并主张按照实际借款期限计算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二十六、将第三十三条改为第三十二条，修改为：
  “本规定施行后，人民法院新受理的一审民间借贷纠纷案件，适用本规定。
  借贷行为发生在2019年8月20日之前的，可参照原告起诉时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四倍确定受保护的利率上限。
  本规定施行后，最高人民法院以前作出的相关司法解释与本解释不一致的，以本解释为准。”

本决定自2020年8月20日起施行。